新中国音乐七十年~ 作曲家及其作品（二）| 样板戏与革命音乐作品

在《东方红》的筹备阶段，文艺界中有另一件大事也在北京发生，那就是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的一次京剧现代戏汇演。会议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剧团、2000多人参加，演出了35个剧目。整个会演分六轮同时在人民剧场、民族文化宫、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天桥剧场、二七剧场进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于1964年7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演的全体人员。

1964年6月5日，开幕式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主持会议，文化部部长茅盾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致贺词，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工作者5000多人出席。6月23日，现代戏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周恩来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阐述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意义。7月30日，周扬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总结发言。1964年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等出席，沈雁冰代表文化部向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29个演出团体授予纪念证书。

在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共演出了大戏25出，小戏10出。出现了《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六号门》、《黛婼》、《节振国》、《红嫂》等一批思想、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的京剧现代戏，在运用京剧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说明像京剧这样程式严谨的古老剧种，也可以反映现代生活，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

但是，在这次观摩演出大会上，江青、康生借提倡现代戏，否定“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正确戏曲剧目政策，并打击、迫害田汉、孟超等戏剧家，其中，对田汉《海瑞罢官》的批判，直接催生文化大革命。江青曾经发表《谈京剧革命——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组织、参与、经手一些京剧现代戏等的改编、排练。于是，样板戏被打上“江记”标志。此后，他们还在一些比较成功的京剧现代戏中，按照“三突出”之类的公式主义创作理论进行篡改，进而据为己有，称为“样板戏”。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当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多次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十年内乱中八个“样板戏”统治文坛的现象，实发端于此。

这八个“样板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但是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被认定为“样板戏”的其实共有二十几部。除了前八部以外，还有戏剧作品如《磐石湾》《草原兄妹》；舞剧作品如《沂蒙颂》《草原儿女》等。部分样板戏也曾改编为音乐作品进行演出。

■交响音乐《沙家浜》

交响音乐《沙家浜》的诞生，与我国五六十年代探索交响乐民族化的阶段有关。当时先是尝试着用“旧瓶装新酒”，即用交响乐这种“大洋古”的“旧”瓶子，装进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瓶时代“新”酒。这时期涌现了一些交响乐作品，如罗忠镕写于1958年的《庆祝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和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第一交响乐》。前者的主题显而易见，后者是根据毛泽东诗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词义所写，主题是歌颂新中国成立。其他许多作曲家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希望借助时代内容推动纯交响乐的创作，但是演出后影响并不是很大。

样板戏《沙家浜》剧照

“大跃进”之后，交响乐创作队伍和创作内容都开始“面向工农兵”，许多乐团成立了以乐队队员为基础的业余创作组，提出要向专家叫板向专业创作组挑战，开始对交响乐创作进行大胆尝试。中央乐团业余创作组1960年集体创作了《人民公社万岁》交响乐，尝试以歌颂人民公社的群众歌曲为主旋律，作品排演后并不成功。

同年，中央乐团杨幕云、张孔凡等人把京剧《杨门女将》的唱腔用小提琴拉下来，记谱改编出乐队效果，创作了交响乐《穆桂英挂帅》。此外，比较成功的作品还有罗忠镕根据杜鹏程的小说创作的交响乐《保卫延安》，音乐采用山西梆子和秦腔的旋律，相当新鲜，在音乐界引起轰动，群众也很欢迎。在交响乐中可以听到京剧、梆子和秦腔，这是为广大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自此，交响乐试图将民族化的内容和民族化的创作手法结合起来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可能。

1965年前后，北京京剧院的一出名叫《芦荡火种》的戏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指示中央乐团的人去北京京剧团观摩。中央乐团的团长李凌等人看过之后觉得不错，在体会江青的意思之后决定叫指挥李德伦去“抓一抓”，看看能不能把后来改名为《沙家浜》的这出京剧改编成交响乐，只说是“做试验”。李德伦于是找来业余创作组的几个人，开始了创作。

交响音乐《沙家浜》以中央乐团业余创作组成员为主，主要执笔者有四位：杨牧云、邓宗安、谈炯明和罗忠镕。罗忠镕是乐团专业创作人员，与谈炯明等业余创作者私交甚厚。不久，罗忠镕写出了《坚持》一场，描写的是郭建光在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的一段，有独唱、合唱，有主旋律，结果乐队一演奏，效果很好。京剧原有的气势、气氛拿大乐队一“烘”，很有感染力。于是共同构思，分头执笔，三个月后草成初稿。

谈炯明说：“虽然在创作之初就知道是江青下达的任务，但在具体创作中江青并没有指手画脚。《坚持》一场成功了，上报林默涵，就开始铺开干了。”完成后，中央乐团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礼堂进行汇报演出，江青审查通过，正式定名为“交响音乐《沙家浜》”。随即在北京音乐厅向公众首演。

 “文革”中，《沙家浜》曾演出过多少次，没人统计过，恐怕也统计不清。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回忆乐团南方巡演到福建的情景：“舞台背景是三层楼高的毛主席雕像，十万群众当街而立，音乐只要一响起来就是掌声雷动，每到一地，夹道欢迎，群情激昂。”

■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

在中央乐团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成了样板戏后，作为一个完全由西洋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除了“学习演出”样板戏外，创作一个同类模式的革命交响音乐成了唯一的出路。那个史无前例的革命把当时的上海交响乐团已是反得伤痕累累，德高望重的乐团团长指挥家黄贻钧已被打倒，副团长兼常任指挥陆洪恩也被打倒，从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回国后才五年的指挥曹鹏担纲成了乐团常任指挥。

《智取威虎山》剧照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从1967年开始创作并经过多次修改加工。第一次首演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演出地点是当时的市文化广场，这个地方也是乐团指挥家陆洪恩于一九六八年被枪毙前在此进行公审的场所，现已改建成鲜花市场。

1970年以后，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被称为“试验创作”，四人帮被粉碎后停演，九十年代末重新被上演。

试演初期的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场序上基本照搬京剧台本。在六八年版本中，第三场深山问苦杨子荣入场有一小段“紧跟踪那可疑的一男一女”的唱段作为一个剧情的陈述与连接，是从京剧本照搬而来，这本无可非议，但当主创者之一的某位作曲家与张春桥顶撞而得罪了权贵一时的张春桥后，那句台词的运用就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断章取义，隐喻到当时的流行语“紧跟着…”，而且“一男一女”一句又让人联想到毛与江青。于是被灌以“奚杨反革命小集团”罪名遭全市文化界批斗，会址是当年木偶剧场前面圆形的上海杂技场。他们被打入冤狱达七年之久，文革后平反出狱，新民晚报曾有报道称之为“音符事件”。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他人的几经修改后，音乐作了些改变，尤其是尾声。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经演不衰。

■钢琴伴唱《红灯记》

红灯记救了两个人。

《红灯记》剧照

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编剧、剧作家沈默君。沈默君1957年下放到铁道兵农垦局云山畜牧场（今云山农场）、八五0农场，获取了伪满时期密虎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后借调到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搞创作，在哈尔滨又收集到北满抗联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这些形成了《红灯记》的素材。1962年5月开始，沈默君、罗国士创作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1963年电影在全国上映。1963年哈尔滨市京剧院根据电影剧本演出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凌大可、夏剑青改编成沪剧《红灯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排演京剧《红灯记》。1964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江青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主角从李铁梅变为李玉和，剧中人王金才改名王连举，还改变了一些唱腔、动作、场景的设计。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第二位就是殷承宗。

殷承宗

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除四旧》、《批判文艺黑线》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文化系统各部门及各院校迅速开展起批判“封、资、修”、“大、洋、古”和“文艺黑线人物狂潮”。而作为西方古典乐器之王的钢琴，既属于资，又属于洋，更由于它“不能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当时受砸的目标。与此同时，殷承宗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曾留学“修正主义”国家苏联的背景，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资产阶级的黑苗子”和“修正主义的干儿子”等待接受批判。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殷承宗既没有选择硬碰硬，也没有选择接受下放和批斗，而是以变通的形式，尝试通过钢琴创作革命音乐作品。后来殷承宗终于以《红灯记》作为突破口，既为自己的演奏生涯开辟了一条出路，也在当时这个历史困难时期，保留下了钢琴在中国的火种。

殷承宗（左）为演员伴奏《红灯记》

将殷承宗的《红灯记》命名为“钢琴伴唱”，其实是江青的意思。1968年6月30日“四人帮”在接见殷承宗等人时，江青表示：“我们几个人刚刚考虑了半天，认为还是叫钢琴伴唱好，这样能突出钢琴，能打破迷信，把钢琴放在前面，使钢琴得到解放，钢琴在西洋乐器中是个大问题，可以说这是推陈出新，作品是第一关，演奏是再创造。殷承宗同志过去在革命歌曲方面也做了些试验，但总觉不能充分发挥钢琴，过去搞那些民间小调小气，太狭隘。这次听了我觉得钢琴完全可能在民族歌剧（指京剧）上得到充分的发挥，钢琴的音域很广，很有表现力”。

殷承宗在钢琴伴唱《红灯记》中，既保留了京剧的唱腔和打击乐队的基本特点，又充分发挥了钢琴宽广、气势雄伟、富于表现力的特长，除了开阔雄壮的和弦与音群十分强烈之外，细腻的托腔也富于歌唱性。钢琴伴奏版《红灯记》于1968年，在北京的民族宫剧院由其伴奏刘长瑜演唱的李铁梅唱段拉开首演序幕，当即一鸣惊人，随后，他采取中西艺术合璧的方式，陆续创作出12个钢琴伴奏唱段。 1968年7月1日该作品曾作为建党四十七周年的特别献礼向全国广播，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又把它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殷承宗的名字与这一版《红灯记》一起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更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钢琴热”。

■《钢琴协奏曲“黄河”》

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上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陈莲于1964年上书毛泽东，获毛泽东支持，批复“信是写得好的。”之后，曾由江青接见）。 

陈莲在此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曾对她说：“《黄河大合唱》很有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于是，殷承宗便向江青写信，拟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写为钢琴协奏曲，江青阅信后批复《黄河大合唱》可以留曲不留词。光未然的歌词，当年启发了冼星海的创作冲动与灵感，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启迪和萌发《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组成员的想象力和乐思。

《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组的成员，从1969年2月成立之后，始终在不断地变化。杜鸣心离去之后，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借调了作曲家盛礼洪先生来主持乐队配器工作。

许斐星则是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的钢琴伴奏演员，曾是殷的学生，殷留他在组内，请他协助一些事务性工作，亦部分地参加创作组的讨论。后来几个月中，石叔诚也部分地加入到创作组的活动中，因为他是担任这部钢琴协奏曲的B组独奏演员，了解其创作意图，可以更好理解和演奏该作品。他们二位凭年轻人的聪慧敏感，也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不过他们并不担任任何实际创作工作。殷承宗在受命组建创作组的过程中，又请来另一位女士刘庄参与创作。 

到了1969年初夏，《钢琴协奏曲“黄河”》完成了第一稿。试奏时，请来了李德伦、严良堃（首演《黄河大合唱》的指挥家）、杜鸣心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各声部长共十余人。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储望华担任第二钢琴（即乐队部分）协奏。从1969年8月到12月，在完成了酝酿方案、体验生活、群众集体讨论以及对第一稿修正的认同之后，进入了整体运作的第二阶段，即创作执笔阶段，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四人负责执笔，日夜奋战。

《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每一个音符，都可以追溯到它之前的初衷、落笔、定稿。创作室内抽屉、纸篓中数百上千张被废弃的旧稿谱纸，有集体智慧的凝聚，更有创作者们的汲取、筛选及提炼的功夫。

殷承宗和阿巴多正在讨论《钢琴协奏曲“黄河”》

这部作品的问世是艺术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1970年元旦，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在北京首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钢琴协奏曲“黄河”，乐曲刚完，周恩来总理评论称：“冼星海复活了。”中央决定《黄河》先试演几个月，以征求工农兵群众意见。

1970年5月1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之后，有更多的国外乐团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包括正当盛年的指挥大师阿巴多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来华访问演出。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相比于其他革命音乐作品而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争议显得尤为严重。2016年，因为一纸诉状，《红色娘子军》又再次受到了大众的瞩目。起因是《红色娘子军》原作者梁信认为中央芭蕾舞团在2003年后演出的《红色娘子军》侵犯了梁信的著作权，前者向中央芭蕾舞团索赔55万。2015年，北京西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中央芭蕾舞团需向作者梁信支付12万元，双方对此判决均不服并上诉。

《红色娘子军》剧照

但据称，中央芭蕾舞团并没有履行判决。2017年梁信去世后，梁信女婿、著名演员冯远征继续向中央芭蕾舞团提出诉讼。

时间拨回到1957年。作家梁信从广州来到海南体验生活。在海南，他见到了红色娘子军连的老战士。当时由于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曾受到毛泽东嘉奖，因此这一连队的事迹也闻名全国。革命战士的事迹一下子把梁信的创作灵感点燃了，他以海南军区编写的《琼崖纵队军史》为凭据，结合自己过去的所见所闻，于1958年6月完成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的初稿，1959年定稿发表于《上海文学》。按照规定，军旅作家创作的电影剧本首先要递交八一厂。最开始，梁信把剧本给了八一厂，但因为种种原因被否定了。于是，剧本就近转至珠影厂，但又久无结果。梁信已经心灰意冷，决定放弃。但是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坚持将剧本打印分别改寄长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天马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建的三个故事片厂之一）文学部编辑沈寂看到来稿，推荐给了导演谢晋。当时已经凭借《女篮五号》而小有名气的谢晋正在为下一部影片拍什么发愁，看到剧本后非常兴奋，当即决定要拍，并且邀请梁信来上海修改剧本，对于影片的名字，谢晋觉得《琼岛英雄花》稍显文气，经与梁信商量后决定将其改名为《红色娘子军》。

影片在1960年7月1日上映，并在1962年的第一届中国电影百花奖中夺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

第二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恩来总理在观看演出中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芭蕾剧目”、 “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最终，舞团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当时，舞团参照流行的“集体创作”形式，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马运洪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大家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

1964年9月23日，《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演出，请周总理观看。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看望演员，第一句话就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

根据总理指示，芭蕾舞团第二天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为中央领导同志组织专场演出，毛主席在观看演出中说了三句话：“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给大家极大鼓舞。

当年10月，《红色娘子军》到广州为广交会演出。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看完演出，激动地跑上台与演员们拥抱。在之后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舞蹈家阿丽西亚•阿隆索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拿刀枪的足尖舞，你们太了不起了。”

在上海为申九纱厂女工举办的专场演出中，年纪较大的纺织女工在旧社会有切身遭遇，当看到琼花被鞭打等场面时，流下眼泪。乐池中的演奏员也受观众情绪感染，边演奏边流泪。

《红色娘子军》不但在国内受到欢迎，在国外也获得不少人的喜爱。1964年由编导蒋祖慧等赴阿尔巴尼亚为地拉那歌舞剧院排演本剧。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排演了本剧，由松下洋子饰琼花。1986年中央芭蕾舞剧团去英国、苏联和1979年中国艺术团访美时都演出了《红色娘子军》。1994年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时至今日，中央芭蕾舞团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外演出已经超过3000场次，写下了中国芭蕾舞史上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