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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音乐七十年~ 作曲家及其作品(三)| 从叛逆琴童,到普利策, 再到《山海经》 - ...

2020-5-2 16:22| 发布者: ywen| 查看: 1131| 评论: 0

简介:与很多在琴童一样,周龙曾经也是一位“叛逆”的琴童,但是没有人想得到,这位当年为了出门玩耍而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的小孩子,竟会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作曲大奖的亚洲人。 周龙 周龙出生在北京鼓楼的一个四合院里。 ...
与很多在琴童一样,周龙曾经也是一位“叛逆”的琴童,但是没有人想得到,这位当年为了出门玩耍而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的小孩子,竟会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作曲大奖的亚洲人。


周龙

周龙出生在北京鼓楼的一个四合院里。周龙的父亲是画家,母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都在艺术高校任教。“小的时候听了很多古典音乐和歌剧。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有芭蕾舞演出,我就会趴在乐池边听音乐。”

5岁时,周龙开始学习钢琴,不过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母亲说,她从小就喜欢钢琴,但是家里没有钱,所以才学了声乐。她希望我能成为钢琴家。”但是周龙喜欢的是拆收音机、玩模型、装小马达,哪里肯在钢琴前坐定。但母亲总想收住周龙的心,规定每次练琴要20遍,并且准备了20张小纸条,练完一曲,就把纸条从这边拿到那边。周龙匆忙练完一曲,把好几张纸塞了过去。纸条全拿走,就是解放的时候了。谁知一推门,锁了。一次,听着四合院里孩子们的笑声,周龙终于坐不住了,砸开玻璃爬到屋外。看着伤痕累累的周龙,母亲吓坏了。于是,7岁那年,周龙与钢琴不欢而散。但是听音乐的习惯没有改。大姨朱敏经常从前苏联带回大叠大叠的唱片,它们是周龙的宝贝。

文革开始了,16岁的周龙打起背包到了黑龙江鹤岗生产建设兵团。因一次劳动受伤回家休养的间隙,周龙开始私下跟着音乐学院的老师从最基础的乐理学起,读谱、歌曲写作、指挥、作曲、和声……重新推开儿时关上的那扇门。“这些老师都是母亲找来的。她很崇拜作曲家,认为作曲家是音乐家里至高无上的,唯有创作才能成就表演家。所以她认为我放弃了钢琴,就应该当作曲家。”后来,周龙家中托关系,让他就近到北京邻近的张家口文工团。在张家口文工团,周龙什么都做——拉大幕,敲打击乐,拉手风琴,给舞蹈配乐,写合唱、独唱。


在黑龙江插队的周龙

“那时候团里学京剧,都是我带着乐队到别的团去抄谱子。别的团都是大编制的乐队,我们团的乐队只有十几个人,所以我还要担任重新配器的工作。”而那个时期,周龙写得最多的是“语录歌”。“一有最新指示,马上就写,写完立马排练,第二天就表演。”周龙说,这不仅是他当时最有成就感的事,也练就了他日后写配乐的速度。

1977年秋天,在到呼伦贝尔采集民歌返程的火车上,周龙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于是急匆匆回到家,准备高考。“钢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练了,得拼命练,练到能考取为止。”最终,周龙如愿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谭盾、刘索拉、陈其钢、瞿小松、叶小纲、郭文景以及后来的妻子陈怡同班。

1983年,周龙以交响乐《广陵散》圆满结束了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涯。刚刚领到毕业证书,周龙的创作专辑《空谷流水》便正式出版。他也成为班上出版创作专辑的第一人。毕业后,周龙被分配到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1985年,华裔美国作曲家周文中偶然间听到了周龙的《空谷流水》专辑和他创作的两台广播交响音乐会的录音,果断将其收归门下。于是,周龙跳过了硕士,直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1984年的周龙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初几年,周龙经历了音乐创作的最大挫折。“要读博士班课程,要学英语,又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当时觉得什么样的音乐都有,什么样的表演都有,很丰富,但文化上有很大隔阂。”在这样的压力下,周龙两年没有创作。“对于一个作曲家而言,两年失声是非常悲惨的。”终于,两年之后,有人以一顿寿司为酬,请周龙写一部作品。于是,《无极》应运而生。“《无极》与我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是无调性的,非常复杂,这也是两年的转折体验带来的。”后来的一天,周龙正在宿舍洗澡,电话响了。陈怡将电话拿到了浴室,并告诉他是从德国打来的。对方用英语说:“祝贺你得了国际奖。邀请你来参加颁奖礼,奖金7000马克,还将有乐团现场演奏你的作品。”

而从那以后,各种奖项陆续登门。1991年在法国得奖,1995年的弦乐四重奏席卷美国。随后《唐诗四首》诞生,其中两个乐章到BBC参加比赛,荣获“大师奖”。“这以后转机就来了。虽说获奖不是目的,但常常可以带来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找到周龙,要帮他出版作品。“2000年后就开始恢复元气了,写了很多作品,特别是大量的室内乐作品。”他说。

后来,周龙把《无极》改成了古筝、打击乐、钢琴三重奏,效果还挺好。不过此时,周龙也意识到,自己以前的作品都是调性的,旋律性强,特别中国,受到文化冲击后,他瞬间觉得以前的东西不能听了,太幼稚,不能再重复,于是他写了很多无调性的室内乐,奖拿了不少,委约也渐渐多了起来。

至于为何转向无调性,周龙解释,“我以前的调性太强了,我怕跳不出调性的盒子,我希望脱胎换骨,打破思维的框架。”另外,“很多作曲家作品里的中国元素太多了,雷同的东西我不满足。”

周龙的职业生涯,在2010年开始走向更高峰。其标志性作品便是周龙的第一部歌剧《白蛇传》。歌剧脚本作者美籍新加坡华裔律师林晓英。这部歌剧缘于林晓英想给她丈夫庆生,而创作小脚本,本想请周龙写成一段10分钟的咏叹调。但由于周龙的音乐写得十分到位,之后又扩展成独幕小歌剧,最终经波士顿歌剧院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扩展为一部有序幕、尾声的四幕大型歌剧,“四幕分别以春、夏、秋、冬命名,非常诗意。”2010年6月在波士顿歌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白蛇传》先后进行了3次试唱,以确保首演成功,因为在歌剧的创作规则里,一旦失败,很难修改。2010年春,该剧在波士顿首演,票价高达1000至3000美元,座无虚席。


《白蛇传》剧照

“要写英语,但是要让歌听起来像中国歌剧。”这是周龙对自己的要求。在旋律上,他延续了普契尼式流畅的旋律,并未挑战欧洲歌剧的传统,但又以汉语的四声作为旋律中的音节,软化语言本身,而强调节奏中的抑扬顿挫,同时加入京剧中特有的坠腔、顿腔和颤腔。“西方音韵、中国语汇,既能听懂英语,又是中国腔调。” 周龙接受媒体采访时既冷静又骄傲:“普利策这次把奖给《白蛇传》,不是说就是西方向东看,这个奖不会考虑向东向西看,而是考量你是不是向更高的层次看。”


周龙指导乐手排练《白蛇传》

但在《白蛇传》之后,周龙又迎来了另一次“失语”,三年写不出东西。但是三年后,周龙还是交出了《九歌》。他曾感叹:“《九歌》对我而言真是个很大的挑战,我都无法预测它会是怎么完成的。”

过去有些人已经选用了某些诗词来谱曲,也有人在这诗词的启发下创作了不同艺术形式的作品,例如管弦乐组曲、音乐剧场或舞蹈作品。但从来没有人用全版原诗谱曲。我感到有些压力。这个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要用到整部诗作的十一个章节来创作一部作品,而是因为要用到中文。用中文作为基调对我而言真是个挑战啊。很多现代人在阅读《九歌》的时候,都不完全明白其中的隐喻。就连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彻底地完全理解了作品的精神。有时候,我在这首诗和诗的注解里反复阅读,努力理解诗中谁是主要的角色,他们又代表什么含义。有时,我通过阅读英文翻译反过来更好地理解各首诗的含义。我逐渐感受到诗人屈原除在开始与结尾展现了颂歌式段落,大部分篇章都借对诸神的想象抒发出深切的思念与爱恋之情。这些都为我创作整部交响史诗奠定了音乐上的结构基础。”

怎样开始创作?从哪里入手?周龙知难而上,从人们已经创作过的《山鬼》进入。他说:“我从《山鬼》着手,一开始我将它定位为无伴奏合唱,但最后我们决定不用合唱团,所以我又做了调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另一个是《云中君》,也是我最早创作以及交给交响乐团的一部分。不过我没有逐行逐行地细读作品,而是先很快地通读一遍,借此考虑整个曲子的结构、主角、故事以及如何安排配器。”

在《九歌》中,周龙安排了女高音、次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来演绎不同的诗作。周龙认为,屈原的《九歌》是站在不同角色的角度写成的。他说:“我首先熟读整部诗作。诗作有的部分会说明‘他’或者‘她’,这就给出了这个角色应该由谁来担当的提示。当然,在决定由谁演唱某一部分前需要做很多研究。但是我不希望让这部作品看起来像一部真的歌剧或者一部戏剧。我只是希望给每个声乐部分一个角色。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不同的角色与组合一直不断地在进行调整。最后,定型为以上我提到的各种不同的组合。《九歌》与《白蛇传》的相似之处是这部作品可以很容易地改编成音乐会版本。余隆想要的是交响乐,而不是戏剧。但是即使是一部交响乐作品,我都必须基于每首诗所表达的情绪不同而为它们配上不同的速度。在诗与诗之间,已经有独唱、重唱以及不同演唱者所带来的对比,我甚至还用到了四重唱和二重对唱。这些不同的组合一定会让这十一个不同的乐章变得充满趣味,就像舞台剧似的。我选择用四个独唱来代表所有的角色:女高音、次女高音、男高音,还有男低音。不过最终是男中音取代了男低音。无论这部作品是否可以被视为康塔塔,它都绝对是一部大型交响史诗。”

而2018年,周龙又创作了管弦乐作品《山海经》。众所周知,《山海经》包括了众多上古神话,其中,家喻户晓的“钻木取火”“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皆由此而来。不过,周龙并没有描摹一个个神话,而是以乐队协奏曲的形式,分五个乐章,描绘北、西、东、南、中的地域特性和风土人情。五个乐章在速度、节奏、强弱对比上都有设计,全面发挥了交响乐团的能动性。


《山海经》演出海报

周龙与水蓝

周龙解释,很多作曲家都写过神话,也因此他试图从其他角度诠释《山海经》,把中国的山川、平原、风土人情集中在一部作品里展示,“就像中国的音乐地图,包罗万象。”比如,第一乐章《北山经》,采用了呼麦、蚌额日等蒙古族和藏族民间音乐元素;第二乐章《西山经》,体现了甘肃、青海高原的西部风情;第四乐章《南山经》,描绘了闽、粤、湘等地云雾山峰的景象;第五乐章《中山经》,描绘了祭祀场面,使用了巴蜀、楚地的音乐素材。

在美国三十多年,周龙仍被视为地道的中国作曲家,很多西方乐团向他委约时,也都找他写中国乐曲。他已经写了很多琵琶协奏曲,有时他也会坦率地建议,加中国乐器,演出起来会很麻烦,找不到独奏家更麻烦,“但他们不需要我写贝多芬,就是写中国文化的音乐。”

“既然是中国作曲家,一定有中国背景,西方人也总是这样认为的。我的导师周文中95岁了,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认为他已经彻底融入美国了,但西方人看你是华人,他们会期待你表达你的文化。年轻作曲家学习时注意这些,以后会受益良多,否则会遇到很多曲折。”

周龙认为,中国作曲家要写西方交响作品,不是用了中国旋律就行了,还涉及到音色、配器等等问题,“我们有些作品常被中国交响乐团带出去,人家说你这个钢琴协奏曲是李斯特,你这个小提琴协奏曲是好莱坞音乐,因为你的和声语言、配器手法都是西洋那一套。你的作品要有中国的精神头,要让外国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中国作品,同时,把西洋管弦乐作为媒介,重新把它中国化,听起来有民乐团的感觉,或者是中国乐器在演奏。”

他写过不少纯管弦乐作品,比如弦乐四重奏与乐队《唐诗四首》,西方观众会有错觉,甚至会问他用了什么中国乐器,“根本没有,但我在写管弦乐时,有去模拟中国乐器的音响。这些中国元素在西方管弦乐里已经是常态,中国京锣很早就是西方交响乐团常用的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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