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的黑胶情结（1）

大喇叭捣鼓黑胶可是有年头的，六十年都不止了！年代久远是一回事，关键的是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和一大堆学问要显摆显摆呢！

从六十年代父亲的电子管老唱机和78转/分的SP唱片开始，后来有了中华206型四速电唱机和慢转唱片LP（都是单声道的），七十年代末接触到立体声音响和唱片；在日本大阪经过一年时间的探索和研究，1985年平生第一次购买了我的立体声音响和LP唱片，包括黑胶唱机、CD机和录音座（这是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基本上是压上了身家性命的意思！）；再到伦敦HMV唱片大减价，苏格兰的LINN开放日、而且吃惊地发现KEF音箱的音乐味道；后来在英国疯狂地收集黑胶唱片，又在香港老潘家中LINN LP-12惊心动魄的音乐会，到上海开始了现代黑胶技术的研究，包括：唱针，唱臂，底盘的结构、材料和加工等等，还购置了德国“清澈”Clearaudio参考级黑胶唱机，再把唱针弄断；然后又转战北京继续研究唱头的精细调整以及唱臂的寻迹误差；又在英国迪卡唱片公司90周年纪念时，搜寻资料并翻译了他们的FFRR和FFSS技术、录音和唱片制作；研究迪卡唱片的压片及唱片编号，又比较日本和欧洲压片在音响效果上的区别等等；我还收集了发烧友在高级黑胶系统和CD系统大比拼的结论，更有黑胶唱机的一些高端技术，例如：支点正切唱臂，直线循迹正切唱臂，激光黑胶唱机，光电唱头等等；也在存储介质上，例如黑胶，CD，磁带，LD，录像带等有自己的思考，还有模拟和数码技术方面的一些信息。当然了，附录中还有那些只能看而买不起、或是买不到的超级黑胶宝贝——它们印证着人们在黑胶技术上无穷尽的探索和智慧的结晶。

这简直是俺退休老工人一辈子的学习、钻研和大丰收了！

有意思？那下面我们就书归正传吧。

童年时代

我的父母亲是医生，尤其是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的声音。我喜欢音乐，进而学习小提琴，完全是受父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培养。

▲ 记得家中有一个组合播放机，如上图所示，但不完全一样，要矮小一些

大喇叭“参加革命”比较早，但是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有的记忆。记得家中有一个组合播放机：下面是电子管收音机，背上驮的就是电唱机（如上图所示，但不完全一样，要矮小一些）。那是为10英寸唱片设计的。如果播放12英寸唱片，上盖就要保持在开启状态，唱片的外沿会从箱体的左右两侧凸出来，摇摇晃晃地转动，滋啦滋啦地唱。那都是些单声道78转/分的唱片（SP）。那时候，电唱机还有一个名字叫“电转”，应该是有别于老式的手摇留声机吧。在我童年的印象里，黑胶唱机就是左右晃动的唱片，上下翻飞的唱头，还有滋啦滋啦的声音… …自然了，当你聚精会神地关注音乐时就会忘记其它的麻烦。

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家的那个唱片刷：深蓝色，圆圆的，比唱片芯大一圈。上面印有斜体金字：COLUMBIA（一个老唱片公司的名字）。

那个年代，调频广播还不知是何物，收音机里也没有什么音乐节目，甚至音乐会也是极为稀少和罕见的。要听音乐，播放唱片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父亲收集了许多唱片，也许该说是太多了。那都是些美国货：Victor，Columbia，Capital等。家里有一个深古铜色，1米多高的红木柜，是按12英寸唱片尺寸制作的、有多层格子的专用唱片柜（每层约为2寸高，唱片都是平放在里边的）。记得它的右后边还有一个贴着毡子、浅浅的小抽屉，那是专为存放唱针的——那时候的唱针就像是半截长短的缝纫机针，又粗又短，而且磨损很快。好像每播放一、二张唱片就要更换，但我们似乎没有那样严格，唱针是用完了换下来，但是转一圈又换上去再用。不仅是这个唱片柜里满满当当地放着唱片，大衣柜里还有二大摞呢。那些唱片重得不得了。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父亲那样的收藏也是非同小可了！一般人家有十几、二十几张就是不错的了。家父这样的规模只能是十分喜欢音乐的了！

我的父亲欣赏古典音乐有很多年了。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听唱片（协和医学院前四年的“医学预科”是办在燕京大学的）。那时候的唱片很贵，值半袋洋面！所以，买一张唱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新唱片，在宿舍里翻来覆去地唱了一遍又一遍（SP唱片单面也就是3-4分钟，而且很多唱片只是单面的），穷学生嘛，也就很好了。这时候听见敲门，楼上的同学进来只说了几个字：“能不能换点什么别的？”这个小插曲让父亲笑了许久。这是他乐意讲的故事。

家父收集的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品。记得那些唱片里，经常播放的有瓦格纳的歌剧序曲，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歌剧《蝴蝶夫人》组曲，埃尔曼的小提琴小品，夏里亚平唱的《伏尔加船夫曲》，低音歌王保罗·罗伯逊的《老人河》等。因为那时候我人小记忆好，又经过反复聆听，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记得男低音像老牛一样的声音，以及一些音乐里关键乐句的处理！音乐和艺术的基础知识都是父亲口授给我和弟弟的：迪士尼的音乐故事动画片，Stokowski指挥的《狂想曲》，包括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雷电一幕（现在我收集了蓝光碟），四大犹太小提琴家：埃尔曼，海菲兹，克莱斯勒和梅纽因，还有丽莉·庞斯，上世纪最杰出的花腔女高音，听了她，就有了尺度去度量他人，歌剧《弄臣》的四重唱，“李斯特杀钢琴不用宝剑”的故事，贝多芬的耳聋，莫扎特听一遍即默写出乐谱的故事，老师鲁宾斯坦如何全盘否定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2021年我在EMI唱片封套上读到的乐曲介绍，居然和老父亲当初口述的一字不差）等等，等等。这些故事是我和弟弟学习音乐的启蒙课。直至今日，回想起老父亲在音乐上大量的投入以及渊博的知识，都是我们十分敬仰的，对老父亲给与的教育感恩不尽！

我七岁的一天，父亲抱来一大本唱片，那是克莱斯勒演奏的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是12英寸单声道三大张SP唱片的一个大集子。父亲于是开始教我使用电唱机。

因为个子小，我要蹬上一个小凳子才能够得着。刚开始还把握不好，我会把唱头一下子碰进去，又一下子拉出来，刺耳的啸叫声还把自己吓得不轻。78转/分的唱片，一面只能唱3 - 4分钟，然后就要翻片或是换下一张。没过多久，我和弟弟就都熟记了这个协奏曲要翻片、换唱片的乐句，一到那里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从那以后，父亲经常会要我来放唱片，因此我觉得自己很重要！

学习拉小提琴以后，我觉得克莱斯勒的滑音不好听（那是因为他不大练琴的缘故）。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克莱斯勒注重的是艺术表现，不讲究技巧。然而他的小提琴作品是小提琴文献中不可多得的宝藏！

老父亲一向喜欢音响器材，喜欢好声音，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发烧友”这一说。六十年代，我们家买来了“东方红”牌电子管8灯收音机，有3个喇叭：一个8英寸低音，二个椭圆型的高音。还有中华206型四速电唱机，是惰轮传动的，有红宝石唱针。这个唱机的制作精密了许多，播放起唱片来也不再那样激烈地摇摆和翻滚了。从此我们就开始收集慢转唱片（LP）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单声道的。

▲ 中华206型四速电唱机

不要小看六十年代，那个完全封闭的年代。有一天，父亲居然带回家来一张16转/分的唱片！这张唱片给我的印象深刻，因为它的尺寸过大，无法播放——应该有14英寸或者更大。父亲不得不在火炉上把火筷子烧红，冒着蓝烟和呛人的气味，把唱片的外圈切掉，然后播放内圈剩下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那中华206型电唱机有4个速度，可以胜任！记得那张唱片里有外文的讲话和音乐，不怎么好听，也就放了下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16转/分的唱片。你见到过吗？

▲ 16转/分的唱片

文革时期学校不开课。我就蹬上自行车，去亲戚家或者是父亲的校友家交换唱片来听。那时候拉小提琴的学生挺多，我们之间也有唱片交换。父亲在燕京、协和的校友有些是有唱片收集的，尽管他们大多并不讲究。父亲的一些朋友是可以借唱片的，也有一些朋友，比如作曲家茅沅，杜鸣心等，是不好意思去张嘴的。去看看他们的音响器材和唱片也是很高兴的事，运气好，也许可以听听呢！那时候，收音机里只有样板戏，而交换唱片就是唯一的办法来听音乐。我的表哥还从科学院什么人家借来慢转唱片（LP），我们去姑姑家可以听到。慢转唱片就是最宝贵的，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有这样珍贵！因为这些唱片只有国外制作，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有机会出国。即便有人出国，又有谁会注意唱片呢?

在那个音乐匮乏的年代，唱片是奇缺的东西。那时候人们拥有的财产少，但是彼此间的距离近，大家彼此友好，乐于往来，乐于分享唱片、书等等。尽管对唱片宝贝的程度不一，人们相互借唱片听音乐好像是天经地义，似乎交换唱片、借来借去的是理所当然的。

▲ 早期的唱机

表哥借来的LP唱片里有佛兰西斯卡蒂Francescatti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小提琴协奏曲。因为从小我就熟悉门德尔松协奏曲，我就总是要听它，而父亲更喜欢布鲁赫协奏曲。当时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数年后，当我学小提琴拉这个曲子，这个版本就成了我的模板。直至今日，佛兰西斯卡蒂的布鲁赫版本一直是我的最爱，是我所最宝贵的（连同他的门德尔松协奏曲）。而且，今天我最崇拜的两位小提琴家，佛兰西斯卡蒂就是其中的一位（另一位是菲拉斯Ferras，也是法国人）！

当年，东华门八面槽的外文书店在北京是唯一一家店卖进口唱片。是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的。记得有一次买了单声道慢转唱片（LP，那时很是不得了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印有俄文。另有一张唱片的曲子好听得无以复加！无奈，大概是东欧国家文字，谁也看不懂那是什么名子。现在才知道，那是尼克莱的《快乐的温莎夫人》（即克莱伯指挥199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第一曲）。